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省表具悉。卿一门忠孝。三代勋庸。铭于景钟。焕在青史。卿承祖父之训。袭弓冶之基。起自禁军。从微至著。始则囊锥露颖。稍有知音。寻则天骥呈才。急于试效。自秦州经略使授交趾节旄。联翩宠荣。汗漫富贵。未尝断绝。仅二十年。卿报国之功。亦可悉数。最显赫者。安南拒蛮。至今海隅尚守。次则汶阳之日。政声洽平。洎临成都。胁归骠信。三载之内。亦无侵淩。创筑罗城。大新锦里。其为雄壮。实少比俦。渚宫不暇于施为。便当移镇。建邺才闻于安静。旋即渡江。自到广陵。并钟多垒。即亦招降草寇。救援临淮。大约昭灼功勋。不大于此数者。朝廷累加渥泽。靡吝徽章。位极三公。兵环大镇。铜盐重务。绾握约及七年。都统雄藩。幅员几于万里。朕瞻如太华。倚若长城。凡有奏论。无不依允。其为托赖。岂愧神明。自黄巢肆毒咸京。卿并不离隋苑。岂金陵苑水。能遮鹅鹳之雄。风伯雨师。终阻帆樯之利。自闻归止。宁免郁陶。卿既安住芜城。郑畋以春初入觐。遂命上相。亲领师徒。因落卿都统之名。固亦不乖事例。仍加封实。贵表优恩。何乃疑忿太深。指陈过当。移时省读。深用震嗟。聊举诸条。粗申报复。卿表云。自是陛下不用微臣。固非微臣有负陛下者。朕拔卿汶上。超领剑南。荆润维扬。联居四镇。绾利则牢盆在手。主兵则都统当权。直至京北京南。神策诸镇。悉在指挥之下。可知董制之雄。而乃贵作司徒。荣为太尉。以为不用。何名为用乎。卿又云。若欲俯念旧勋。伫观后效。何不以王铎权位。与臣主持。必能紏率诸侯。诛锄偫盗者。朕缘久付卿兵柄。不能剪灭元凶。自天长漏网过淮。不出一兵袭逐。奄残京国。首尾三年。广陵之师。未离封部。忠臣积望。勇士兴讥。所以擢用元臣。诛夷巨寇。心期貔武。便扫欃枪。卿初委张璘。请放却诸道兵士。辛勤召置。容易放还。璘果败亡。巢益颠越。卿前年初夏。逞发神机。与京中朝贵书题云。得灵仙教导。芒种之后。贼必荡平。寻闻围逼天长。必谓死在卿手。岂知鱼跳鼎釜。狐脱网罗。遽过长淮。竟为大憝。都统既不能禦遏。诸将更何以枝梧。果致连犯关河。继倾都邑。从来倚仗之意。一旦控告无门。凝睇东南。惟增悽恻。及朕蒙尘入蜀。宗庙污于贼庭。天下人心。无不雪涕。既知历数犹在。讴谣未移。则怀忠拗怒之臣。贮救难除奸之志。便须果决。安可因循。况恩厚者其报深。位重者其心急。此际天下义举。皆望淮海率先。岂知近辅儒臣。先为首唱。而穷边勇将。誓志平戎。关东寂寥。不见干羽。洎乎初秋览表。方云仲夏发兵。便诏军前。并移汶上。喜闻兵势。渴见旌幢。寻称宣润阻艰。难从天讨。谢元破苻坚于淝水。裴度平元济于淮西。未必儒臣。不如武将。卿又云。若不斥逐邪佞。亲近忠良。臣既不能保家。陛下岂能安国。忽当今日。弃若寒灰者。未委谁是忠良。谁为邪佞。终日宠荣富贵。何尝不保其家。无人捍禦寇戎。所以不安其国。岂有位兼将相。使带铜盐。自谓寒灰。真同浪语。卿又云。不痛园陵之开毁。不念宗庙之焚烧。臣实痛之。实在兹也。且龟玉毁于椟中。谁之过也。鲸鲵漏于网外。抑有其由。卿手握强兵。身居大镇。不能遮围擒戮。致令脱漏猖狂。虽则上系天时。抑亦旁由人事。朕自到西蜀。不离一室之中。屏弃笙歌。杜绝游猎。蔬食适口。布服被身。焚香以望园陵。雪涕以思宗庙。省躬罪已。不敢遑安。奸臣未悟之言。谁人肯认。陛下犹迷之语。朕不敢当。卿又云。自来所用将师。上至帅臣。下及裨将。以臣所料。悉可坐擒。用此为谋。安能集事者。且十室之邑。犹有忠信。天下至大。岂无英雄。况守固城池。悉严兵甲。纵非尽美。安得平欺。卿尚不能縳黄巢于天长。安能坐擒诸将。只如拓拔思恭诸葛爽辈。安能坐擒耶。勿务大言。不堪垂训。卿又云。王铎是败军之将。兼徵引矍相射义者。昔曹沫三败。终复鲁雠。孟明再奔。竟雪秦耻。近代汾阳尚父咸宁太师。亦曾不利鼓鼙。寻则功成钟鼎。安知王铎不立大勋。卿又云。无使百代有抱恨之臣。千古留刮席之耻。但虑寇生东土。刘氏复兴。即轵道之灾。岂独往日哉。我国家景祚方远。天命未穷。海内人心。尚乐唐德。朕不荒酒色。不亏刑名。不结怨于生灵。不贪财于宇县。自知运历。必保延宏。况巡省已来。真祥荐降。西蜀半年之内。声名又以备全。塞北日南。悉来朝贡。黠戛善阐。并至梯航。但虑天宝建中。未如今日。清宫复国。必有近期。卿云刘氏复兴。不知谁为其首。遽言刮席之耻。比朕于刘盆子耶。仍忧轵道之灾。方朕于秦子婴也。虽称直行。何太罔诬。三复斯言。尤深骇异。卿又云。贤才在野。憸人满朝。致陛下为亡国之君。此子等计将安出。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。徵鲠直公正之臣者。且唐虞之世。未必尽是忠良。今岩野之间。安得不遗贤彦。朕每令铨择。亦遣访求。其于选将料兵。安人救物。但属收复之业。讲求理化之基。自有长才。同匡大计。卖官鬻爵之士。中外必不有之。勿听狂辞。以资游说。且朕远违宫阙。寄寓巴邛。所失恩者甚多。尚不兴怨。卿落一都统。何足介怀。况天步未倾。皇纲尚整。三灵不昧。百度犹存。但守君臣之轨仪。正上下之名分。宜遵教约。未可隳淩。朕虽冲人。安得轻侮。但以知卿岁久。许卿分深。贵存始终之恩。勿贮猜嫌之虑。所宜深省。无更过言。

贼若东走，可引宜阳兵会新安。贼若南走，可引新安兵会宜阳（《后汉·刘盆子传》）。

更始荒乱，政令不行，故使将军得至于此。今将军拥百万之众，西向帝城，而无称号，名为群贼，不可以久。不如立宗室，挟义诛伐。以此号令，谁敢不服（《后汉·刘盆子传》，「方望弟阳，怨更始杀其兄，乃逆说崇等」。又见袁宏《后汉纪》三，有删节。）？

承谕晋、宋参辰之说，理实然也。曩尝相与论于省中，临行亦以此奏渊圣，且谓太原之围已几年矣，贼之巢穴已固，不能保其必解，安知未行，彼不以坐困而已破乎？迫于威命，既行，愿任今冬捍禦之责，使太原遂破，亦当图所以复之者。故多请器甲以行，意欲鼓动两路之民而用之。既得罢，而志不遂。所谕捣燕山者是也，当时亦有此意，但仓卒戒行，危疑百端，种种不集，而料理稍就绪，廷议已变，故不及此。当时师中若能休兵，平定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而犒师，与姚古约定而后进兵，宜有可解；惜其轻进而吝赏，士不用命，而堕贼计也。若谓按兵中山，先声后实，如李左车之说，则不然。汉兵破赵二十万众，故燕、齐靡然从风，威足以詟之也。斡里雅布之师捆载而归，初无邀击之威，则尼堪何惮，望风而解太原乎？大抵靖康之事，正犯师或与尸之戒，而廷议不一，此所以卒无成功也。高祖非独以软顽为大度，又以大胆为英材，晓事为明智。兴衰拨乱之主，对勍敌，驭群雄，大要在此尔。然此乃天之所赋，非积学所能致，存亡兴废之所系，非偶然也。建炎初，尝取汉高、光武、唐太宗事迹散在诸传者，删去繁细，掇其大节为一书，目之曰《汉唐三帝纪要录》，为之序而上之，以广睿圣之意，而谮之者以为孩抚，且指太公、建成之事为言。其谮愬之术每下，又非靖康间比。知书与不知书，故不同也。

余堵之事，乃敌国兵家之常，当时佥议以为虽泄亦无害者，正欲间之，使燕人德我，而金人疑燕，如高祖使陈平间楚，曷尝畏其知耶？果畏其知，必不文墨付其使，而取必于其事之成也。其后王云虽口传道其语，而卒不公然以为言者，其意可见，但中国所以应之者谬耳。其后军前以蜡书结燕人者甚多，詹大和主其事，亦颇得要约。议既变，遂不谐尔，何独此哉？贼之欲得志于中国者，岂以此故，但彼彊我弱，彼智我愚，彼协我不协，故我之施于彼者不行，彼之施于我者必中。如以曹马之事间吾二人者，遂以为信然，而余堵之事彼不为动，此乃胜负之所以不同也。士大夫不知古今，不识事理，往往指此为衅端，岂不可笑！建炎初知和议之误国，故批出行遣，初无公姓名，而江夏增之。此得之子諲，子諲得之世则，其详他日可询。其后既至行在，屡于睿圣前开陈，方欲俟措置事稍就绪，入章辨明。罢去，遂不果，疑以为通伪楚之意，非也。然今日得与和议之列，岂非福人耶？

往事皆不足复道，但当思今日之策，当何以处之？吾辈虽不复任责，然所以为国家虑者，不能自已也。以愚意料之，所谓轻骑潜行欲袭我，亦未必然；但既不为备，又无斥堠，则探报不明，而人心易摇。又屯聚左右者正兵皆少，皆招安盗贼如阎瑾、丁进之徒，彼皆利于南渡，则得以复肆剽掠，故金人游骑及境，则张皇以告急。朝廷无备，不能自固，而仓卒渡江，则淮南州县尽为盗贼所破。所谓真、楚、通、泰碎于贼手者，乃盗贼，非金人也。藉使金人蔑视中国，轻兵深入，知其所以应之，彼亦未为得策。今日之事，当盛兵以扼江险，而又有以扼其归路，则贼亦岂敢久安居淮甸间？但不知京东西两路今复如何耳。两年坐视城邑之破，如越人视秦人之瘠，恬不加恤，遂至于此，罪当以是为先，而言者咎其不早渡江，抑末矣。然事势至此，其初在于不恤诸路，其终在于仓卒渡江。仓卒狼狈，则威灵尽去，故江北盗贼得以残破州县，江南禁卫得以胁制朝廷，此举动所以不可不审也。正如低棋对手，高棋未必有杀之之意，低棋惶惧，多自著破。今日变故，皆惊扰之所致。苻坚以百万之师南寇，谢安出游别墅，终日处画，将帅皆当其任，必不如此。伪楚之事，初以其尝自归，止于远屏，欲法光武待盆子以不死之意；其后缘鞠承华夫人语言事，而陈氏之事遂露，睿圣以其据正寝，通宫嫔，故震怒，而卒有后命。事在罢相后数月。然不如此，则今日之事未可知也。前疏所谓秋高马肥，虏复入寇，挟金人之势，不得而制之者谓此。欲尊用之者，其怀贰甚明。

建炎初，张所首论江夏兄弟之奸，以散官安置。既而吴给论汪，送部。其后颍川极论二人，以谓必误中兴，遂置极法。次年春，邵成章因张遇事有言缴申，二人亦窜逐，布衣魏祜连上五书，闻亦不得其死。其秋马伸疏十五事攻之，谪山东监，尚不知存亡也。颍川之书甚明白激切，初无指斥之语，但论此二人，中其要害，故下毒手以绝来者。祜之书，尤知当世大略。此数书皆传，异日必见之。伸之章所论皆细故，以谓如二人者大略非所责；然当今任天下之事者，正当责其大略，而细故可简，伸之言非是。如其人亦不易得，而必欲置于死地，近世所未有也（《梁溪集》卷一一二。）。

行：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秦始皇既并天下。取赵璧琢而为之。方四寸。纽五盘龙面。曰受命于天。既寿永昌。丞相李斯之小篆也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。曰受天之命。皇帝寿昌。历代传之。谓曰传国玺也。秦灭传汉。历王莽。为元后投之于地。一角小缺。莽灭。校尉公宾龙以玺诣更始。以玺上刘盆子。盆子面缚。入于后汉光武。灵帝崩。少帝失位。掌玺者投于井。为孙坚所得。袁术拘其妻而夺之。术死。荆州刺史徐璆得。还许献之。汉灭传魏。魏又传晋。怀失政。玺投刘聪。聪死。刘曜得之。传于石勒季龙冉闵。季龙磨其隐起之文。刻其旁曰。天命石氏。冉闵败。其将蒋干以玺送建业。历东晋宋齐梁。侯景陷台城。简文以玺上景。景将侯子般盗玺走至栖霞寺。僧惠永得之。陈永定三年僧死。弟子普智奉玺献陈。陈止传隋。隋末没于宇文化及。及又没于窦建德。至大唐武德四年。太宗文武皇帝为天策上将军。东讨擒窦建德。德妻曹氏及左仆射裴矩奉玺上献。天子八宝。有国之符印也。一曰神玺。所以承百王镇万国也。二曰受命玺。所以修封禅神祇之用。三曰皇帝之玺。答疏于王公用之。四曰皇帝行玺。劳赉贤臣功勋用之。五曰皇帝信玺。徵召臣下则用之。六曰天子之玺。答四夷书信用之。七曰天子行玺。抚四夷用之。八曰天子信玺。发番国兵用之。卫宏汉议曰。皇后太子。以金为之。神玺受命玺皆为传国之玺。其六玺皆六螭兽纽。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。虞喜志林曰。所封事异。故文字不同。汉仪又云。以皇帝行玺为凡杂。以皇帝之玺赐诸侯书。以皇帝信玺发兵。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玺。外国之事以天子之玺。鬼神事以天子信玺。皆以武都紫泥封。青囊白素里。两端绛。尺一板。中约署。有事及发外国兵。用天子信玺。封拜外国及徵召。用天子行玺。赐匈奴单于外国王。用皇帝信玺。诸下铜兽符发郡国兵。用皇帝之玺。封王公以下遣使。皆用皇帝信玺。若驾行幸次。直侍信玺以从。天子之玺合玺。其用以玉。其封以泥。皇后及太子之信。曰凡大朝会。则捧玺以进。其用以金。于御座车驾行幸。则奉玺从于黄钺之内。今元正朝会。则进神玺及受命玺。为五舆。若行幸。则合六玺为五舆。函箓封盛以从。符玺郎四人。从六品。掌天子六玺及传国之玺。其所用。有事则于内行。事毕则奉而藏之。

后世之论古今天下正统者，议率多端，自《春秋》后，史笔不知大伦所在，不过纪事耳。纪事而不明正理，是者非，伪者正，后世无以明其得失，诸史之通弊也。中国之事，系乎正统；正统之治，出于圣人。中国正统之史，乃后世中国正统帝王之取法者，亦以教后世天下之人所以为臣为子也。岂宜列之以嬴政、王莽、曹操、孙坚、拓拔圭、十六夷国等，与中国正统互相夷虏之语，杂附于正史之间？且书其秦、新室、魏、吴、元魏、十六夷国名年号，及某祖、某帝、朕、诏、太子、封禅等事，竟无以别其大伦？先主为中山之后，本称汉，陈寿作史，降之曰蜀；于逆操史中乃称「蜀丞相诸葛亮入寇」，若此等类，岂不冤哉！臣行君事，夷狄行中国事，古今天下之不祥，莫大于是。夷狄行中国事，非夷狄之福，实夷狄之妖孽。譬如牛马，一旦忽解人语，衣其毛尾，裳其四蹄，三尺之童见之，但曰「牛马之妖」，不敢称之曰「人」，实大怪也。《中庸》曰：「素夷狄行乎夷狄」。此一语盖断古今夷狄之经也。拓拔圭、十六夷国，不素行夷狄之事，纵如拓拔圭（伪称元魏，伪谥文帝。）之礼乐文物，僭行中国之事以乱大伦，是衣裳牛马而称曰人也，实为夷狄之大妖，宁若即夷狄而行夷狄之事以天其天也。君臣华夷，古今天下之大分也，宁可紊哉！若夫夷狄风俗兴亡之事，许存于本史，如国号类中国之号（所谓僭号，元魏是也。），及年号某祖、某帝、某皇后、太子、朕、诏、封禅、郊祀、太庙等事，应犯天子行事等语，苟不削之，果与中国正统班乎？若国名素其猃狁、单于之号，及官职、州县并从之，犹古之列国，亦犹古者要荒之外，夷狄之地。古者圣人得柔远之道，所以不致其犯分，御之失道，则猖獗四驰矣。或曰：「拓拔氏及今极北部落，皆黄帝后，姑假之亦可」。曰，譬如公卿大夫之子孙，弃堕诗礼，或悦为皂隶，或流为盗贼，岂可复语先世之事，而列于君子等耶！况四裔之外，素有一种孽气，生为夷狄，如毛人国、猩猩国、狗国、女人国等，其类极异，决非中国人之种类，开辟以后即有之，谓黄帝之后、夏后氏之后则非也。《孟子》曰：舜、文，东夷、西夷之人也。《史记》曰：舜，冀州人也，黄帝之子昌意七世孙。且文王之先尝避狄难矣，未可遽以东夷、西夷之说而论舜、文也。舜、文，大圣人，岂可执东夷、西夷之语例论后世夷狄也哉？其曰《北史》，是与中国抗衡之称，宜黜曰「胡史」，仍修改其书，夺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语。其曰《南史》，实以偏方小之，然中国一脉系焉，宜崇曰「四朝正史（《南史》但载宋、齐、梁、陈，故曰「四朝」。）」，不亦宜乎？嬴政不道，王莽篡逆，刘玄降赤眉，刘盆子为赤眉所挟，五代篡逆尤甚，冥冥长夜，皆不当与之。普六茹坚小字那罗延（僭称隋，僭谥文帝，普六茹译姓曰杨。），夺伪周宇文辟之土，而并僭陈之天下，本夷狄也，魏證犹引「杨震十四世孙」书之，此必普六茹坚援引前贤以华族谱云，并宜黜其国名、年号，惟直书其姓名及甲子焉。如遇某祖、某帝、朕、诏、封禅、郊祀、太庙等事，宜书曰：「普六茹某僭行某事」。吕后称制八年，武后称制廿一年，牝鸡之晨，俱恶逆事，书法同前，但仍书曰吕后；但武后本非高宗后，其名不正，亦不当以后书之。如自古以来，诸国之名仍存之，盖出于天子之所封也。若论古今正统，则三皇、五帝、三代、西汉、东汉、蜀汉、大宋而已。司马绝无善治，或谓后化为牛氏矣。宋、齐、梁、陈，藐然缀中国之一脉，四姓廿四帝，通不过百七十年，俱无善治，俱未足多议，故两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可以中国与之，不可列之于正统。李唐为《晋载记》凉武昭王李皓七世孙，实夷狄之裔，况其诸君家法甚缪戾，特以其并包天下颇久，贞观、开元太平气象，东汉而下未之有也，姑列之于中国，特不可以正统言。夷狄行中国之事曰「僭」，人臣篡人君之位曰「逆」，斯二者天理必诛。王莽、曹操为汉臣，逆也；普六茹坚乃夷狄，吕后、武后乃妇人，五代八姓乃夷狄盗贼之徒，俱僭也，非天明命也。以正而得国，则篡之者逆也，如逆莽、逆操篡汉之类是也；不以正而得国，则夺之者非逆也，汉取嬴政之国、唐取普六茹坚之国、大宋取柴宗训之国是也。善乎僭唐李亶（僭谥明宗。）露祷于天曰：「臣本夷狄，愿天早生圣人，吊民伐罪，如汤武则可」。孔子曰：「《武》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」。汤武忧天下无君，伯夷忧后世无君，断之固有理，后世必藉汤武之事，以长无君之恶。李觏曰：「汤武非圣人亦宜」。圣人、正统、中国，本一也，今析而论之，实不得已。是故得天下者，未可以言中国；得中国者，未可以言正统；得正统者，未可以言圣人。唯圣人始可以合天下、中国、正统而一之。子路问：「卫君待子为政，子将奚先」？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，言不顺，事不成，礼乐不兴，刑罚不中，民无所措手足」。大哉「正名」一语乎！其断古今之史法乎！名既不正，何足以言正统与？正统者，配天地、立人极，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。彼不正，欲天下正者，未之有也，此其所以不得谓之正统。或者以正而不统、统而不正之语，以论正统，及得地势之正者为正统，俱未尽善。古之人君有天下而不与，以天下为忧；后之人君执天下为己物，以天下为乐。夫以天下为忧，则君子道行；以天下为乐，则小人道行。此古今治乱之由分也。治则天下如泰山之安，不可摇动；一或不然，朵颐神器者至矣。此天下不容长一统也，有天下者可不敬欤！夫《春秋》一书，天子之事，夫子无位，即鲁史之名，书天下之事，不独为周作史，实为天下万世作史。尊天王，抑夷狄，诛乱臣贼子，素王之权，万世作史标准也。邵尧夫历始于尧甲辰，极有理。或谓神农传至榆冈，共八代，五百馀年，盖尧而上实难之考。有穷氏绝夏祀四十载，南轩以甲子书之，尤得史法。晦庵《通鉴纲目》曰莽大夫、晋贞士之类，固得之，然犹有未尽也。欧阳永叔《正统论》辨秦非闰位，亦未然。朱晦庵取范祖禹《唐鉴》，良善，其中尚当定数字。此我犹有志于作《正统通鉴》之书。大抵古今之事，成者未必皆是，败者未必皆非。史书犹讼款，经书犹法令。凭史断史，亦流于史；视经断史，庶合于理。谬例、失实、泛书，史之通弊，最不可不察。或曰：「数千载事，今约以一篇之文断之，不亦太简乎」！曰，古今一理耳，千古之下，论正统决不易于是。惟识大体者，必以我言为当，庶几正统永不坠绪。我经大乱后，烛人事之变，遂通古今上下而定之，确然以正统、僭逆之事为论，思之三年然后定，参错前辈议论，断以己见，惟主于理，以为权衡。厥今统绪坠地，斯民怅怅然盲行，可痛可伤！深欲即诸史通鉴之文，痛辨大义，悉删繁务，考證得失，纂定书法，以明正统、僭逆之事，为第一义。并削僭逆之号、用天子事例之类，宜直书姓某名某、僭行某事，目之曰《正统通鉴》。仍自三皇始，肇其正统之源；至尧始书甲辰，然亦不过统论尧时事；自夏以后，渐用编年，其大不可考者，决不可以意补，宜如「夏五」法。或谓予曰：「《正统通鉴》理宜只载正统之事，君所谓三皇、五帝、三代、两汉、蜀汉、大宋而已，其他如两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，虽曰中国，恐不可书，以紊《正统通鉴》之名」。曰，当知「正统通鉴」四字，是举大纲目之名，两晋以下，其实附之以续编年，至于嬴政、王莽、普六茹坚、五代，则直书其名，亦以附编年，不如此则上下不贯续也。若曰《正统通鉴》全书，我心绪凋瘵，家事凄薄，绝无书籍可为凭藉；况其间毫发予夺之权，费订正者甚多，实非一二十年不足以办此书。况先人有未毕之遗书在，为人子者未能足其文，乃私成己见之书，实犯不韪。且万世赏罚之权，实为大事，非忠烈明敏者不能辨察于毫末之间，揆我之才，实恐有所不及焉，尚有赖于后之识正统大义之君子！

《祭法》曰：能禦大灾，能捍大患，方得在祀典。《祭义》曰：宫室既修，墙屋既设，所以交神明。惟后汉起南阳，静诸夏，康济于一时；惟大宋举坠典，秩无文，辉映于千古。是知祠祀，其来尚矣，沿革成礼，可得言焉。昔者汉运中缺，新室不道，九县飙起，三精雾塞。刘圣公以绣𦁐之衣凭凌冠盖，刘盆子拥赤眉之众窃弄干戈，跨州连郡，蜂飞猬起。光武皇帝攘臂一呼，群心四附。决昆阳之战，克平百万之敌；拔邯郸之垒，遂应四七之符。筑鄗邑之坛，于以授天命；定洛阳之都，于以顺人心。若乃起于民间，始无尺寸之土；乘乎帝位，终为夷夏之君。复能日慎一日，安不忘危。□□览机权，日昃乃罢；或躬阅经史，夜分乃寐。保全功臣而奉朝请，进用文吏而责时务。易凶岁为丰年，变乱代为治□。□国二百载，传位十二帝。则前之言禦大灾、捍大患，光武之道谅无愧焉。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端居九五之位，交泰亿兆之民。德威四方，擒僭伪之君者二；岁周一纪，□郊祀之礼者三。而犹避兴化之鸿名，让成功之懿号。若朽索之御六马，不舍戒怀；理大国如烹小鲜，自然均化。制前古未行之礼，旌历代有道之君。于是下明诏，命有司，陵寝除荆榛之秽，庙貌极笾豆之洁。则前之言修宫室、设墙屋，我皇之旨，侯其伟欤！美哉！新庙既已成，能事亦已毕，爰覃睿旨，俾建丰碑。臣猥以虚孱，亦参撰述，敢扬茂实，谨作铭云：

开辟已来，圣帝明王多矣。粤若无位而兴，无兵而起，自民间兮为天子，而能扫荡烟尘，混同文轨，保功臣之令名，进文吏而致治，有始有终者，惟光武皇帝而已。光武既没兮馀荒陵，我皇制礼兮崇明祀。正殿岿立，长廊对峙。笾豆极其蠲洁，土木穷其壮丽。贞石勒铭，庶几乎天长地久，知我皇之旨。

开宝六年岁次癸酉月朔日建。

夫物之大者，其状若垂天之云。《礼》称三月在涤，《诗》云九十其犉。歧蹄者天，穿鼻者人。或衣绣而入太庙，或鞟鼓而正三军。尔牛来思，其耳湿湿。鼷鼠既忌于见伤，风马亦知其不及。扣角申宁戚之困，烧尾救田单之急。或为军事之占，或示农耕之候。畏彼髦头，宁为鸡口。晋武以青麻彰德，何曾以铜钩被奏。至于伤口改卜，用犊贵诚。或握角而不售，或割肉而复生。伟刘宽之量远，羡鲁恭之政行，多郭舒之宽恕，慕朱冲之不争。中尉则驾之者赤，桃根则献之者青。王恺既闻于八百，苟晞亦称其千里。虽有双筋，且无上齿。别有得于文山，放之桃林。木则馈粮，石则便金。设以楅衡，养之牢筴。愚公畜牸于齐山，百里载盐于秦国。礿祭乃东邻之杀，无妄见行人之得。袁宏见讽于羸牸，华元应嘲于有皮。遗布既因于王烈，置刍亦见于罗威。复有职人掌刍，封人供藁，彦回靡视于坠井，卢恺不烹而哀老。或偾于豚上，或置之树杪。詹何既识于白蹄，葛卢亦辨其三牺。肃慎占之而入贡，弦高用之而犒师。别有盆子主之以建业，光武骑之以起兵。或为梦于蒋琬，或见解于庖丁。观其豫章系绢，蒲鞯挂书。白则识李冰之绶，青则驾老子之车。季知一搏而思过，江湛但饮而无刍。又有蹋石成花，涂泥求雨。或行诈而书帛，或争长而杀御。既担矛而卫犊，亦结阵而却虎。至若置于盆簝，老在阑牢，角不失于三色，香独称于四膏。遇夔致问，喘月辞劳。称精鉴者薛公，习遗书有晋祖。既曰不能执鼠，又云难以逐兔。成牛弘之宽厚，显卢昌之仁恕。至于千足而富，夜鸣则庮，顾宪、仲文咸决狱而人服，时苗、羊氏并居官而犊留。又有程郑江竭，娄提谷量，望气知北夷之验，卜兆为司马之祥。若乃嘉彼柔谨，哀其觳觫。或蹊田而见夺，或洗耳而为辱。丙吉已劳于问喘，龚遂更惩于佩犊。《周官》分职，牛人乃主于牵傍；晋室诸贤，和峤亦勤于刺促。

奉敕讲议定验咸阳民段义所献玉玺。臣等取责段义状，委于绍圣三年十二月内河南乡刘银村修造家舍掘土得之，即不是茔域内收到。曾有光照满室，及篆文官称，篆文与秦相李斯篆文合，有鱼龙凤鸟之形，是古之虫篆。考其体法，自汉唐而下金石遗文，笔法精妍无若此者。又玉工言，玉玺制作即非今来工匠可造。臣等取到秘阁所收《玉玺谱》记录，与历代史书参照，皆不相合。今止以历代正史所载为据，略去诸家与传注之缪，考验传授之实。案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背螭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一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；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纽小窍；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，大小方阔，无毫发差殊。篆文工作，皆非近世所为。臣等今考，玺之文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；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；「有德者昌」者，唐玺也，「惟德允昌」者，石晋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今得玺于咸阳，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体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书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文之巧者亦莫能髣髴，非汉以后所能作亦明矣。今陛下仰承天休，嗣守祖宗大宝，而神玺自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天之所畀，乌可忽哉！古之王天下者，其盛莫如周，惟赤刀、宏璧、琬琰大玉、天球、河图、舞衣、兑之戈、和之弓、垂之矢，以为重宝。汉、晋以来，得宝鼎瑞物，犹告庙改元，肆眚上寿，况传国之器乎？或曰：秦所作，何足宝哉？然汉高祖破秦而得之，光武降盆子而受之，主为服用，号曰传国，而祠高庙，赐民爵。若东晋渡江，世以无玺为讥，乃或设谲诈兴师以取之，盖其重如此。恭惟皇帝陛下事天之诚，事地之孝，明察著见，而盛德日跻，将以合天地之化，故灵符效祉，神宝出应。其所以昭受命，非竭诚尽礼，不足以称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考验甚明。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，法物礼仪，乞所属施行。

建炎元年春，行次长沙，被闰十一月三日指挥，复元官，除资政殿大学士，领开封府事。时金寇再犯阙，前日以和议为然者举皆误国，渊圣感悟，故复召公。然都城围闭，道路阻绝，久之方闻命，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王室。传元帅府檄，方审都城不守，二圣播迁，号恸几绝。次太平州，睹上登宝位赦书，悲喜交集。是时金陵为叛卒周德所据，囚帅臣，杀吏民，焚舟船，劫官府，公即遣使臣赍文檄谕之，令听禀节制勤王，乃肯释甲。然桀骜，不以时登舟，擅驱不当行，士卒欲乘间遁去。既次金陵，因与权安抚使李弥逊谋诛其首恶四十六人，而以其徒千馀人，令提举常平官王枋统之以行。因奏表诣行在贺登极，且辞领开封之命，上书论时事。次宝应，闻降麻告，廷除正议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、陇西郡开国侯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公荷上特达之知，感极而继之以泣。行次虹县，始被受尚书省劄子，有旨趣召，盖行在前此不知公由江淮以来也。次会亭，上遣中使王嗣昌传宣抚问，赐银合茶药。次谷熟，御史中丞颜岐遣人投文字，封以御史台印，乃论公不当为相章疏，大意谓「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已为三公、郡王，宜更加同平章事，增重其礼；公为金人所恶，虽已命相，宜及其未到罢之〔一〕，置之閒地」。前后凡五章，皆不降出，故岐封以示公，欲公之留外而不进也。公乃知命相盖出于渊衷独断，而外庭所以沮之者无所不至，益以感惧。会复遣使趣召，遂行。有旨赐御筵于金果园。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传上旨，云尝遣从事郎刘默赍御书由湖北迓卿，书中有「学穷天人，忠贯金石，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挂，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」语。公感泣流涕，遂如行在。上遣使趣见，进对于内殿。见上叙致，不觉涕泗之横流，上亦感动。因奏曰：「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中国；而朝廷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，未有若此之甚。赖天祐我宋，大命未改，故使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。兴衰拨乱，持危扶颠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以还二圣，以抚万邦，皆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而考慎之际，首及微臣，自视阙然，不足以仰副陛下知遇之意，伏望追寝成命」。上曰：「朕知卿忠义智略甚久，在靖康时宣力为多，特为同列所不容，故使卿以非罪去国，而国家有祸故如此。朕尝欲言于渊圣，欲使夷狄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。今朕此志已定，卿其勿辞」。公顿首泣谢，且道「董耘所传圣语，荷知如此，虽糜捐不足以报德。然臣未到行在数十里间，御史中丞颜岐封示论臣章疏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固宜为其所恶。然岐之论臣，谓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之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臣愚不知其所喜者为赵氏耶，其所恶者为赵氏耶？今陛下用臣，断自渊衷，而岐之论如此。如臣迂疏，自知不足以当重任，但愿一望清光，乞身以归田里，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，更望圣虑有以审处于此」。上笑曰：「岐尝有此言，朕告之以『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所喜』者，岐无辞而退，此不足恤」。公奏曰：「陛下天纵圣明，固不难察此，然臣材力绵薄，实不足以胜任」。因出劄子，再拜力辞，上慰谕久之，遣御药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。时六月一日也。翌日，有旨立新班奏事，对于内殿。同执政奏事讫，力陈不敢当一相之任。上曰：「卿素以忠义自许，岂可于国家艰危之时而自图安閒？朕决意用卿，非在今日，社稷生灵赖卿以安，卿其无辞」。公感泣再拜，曰：「臣愚陋无取，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。然今日之事，持危扶颠，以创业为法而图中兴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昔管仲语桓公曰：『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任，害霸也；任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能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』。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参以小人犹足以害霸，况于为天下而欲建中兴之业乎？方靖康之初，渊圣皇帝慨然有图治之意，而金人退师之后，渐谓无事，是非杂揉，且和且战，初无定议。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论事为众人不容于朝，使总兵于外而又不使之得节制诸将，自度不足以任责，乞身以退，而谗谮窜逐，必欲杀之而后已。赖渊圣察臣孤忠，特保全之，卒复召用，然已无及矣。不谓今日遭遇陛下龙飞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徒采虚声，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臣区区，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『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』，如臣孤立寡与，更望圣慈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臣得以尽志毕虑，图报涓埃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，类多施行，后世美之。臣尝慕其为人，今臣亦敢以十事仰干天听。陛下度其可行者，愿赐施行，臣乃敢受命；其未合圣意者，愿赐折难，臣得以尽其说」。上可之。公因出劄子奏陈。一曰议国是。大略谓中国之御夷狄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其二曰议巡幸。大略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观之，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其三曰议赦令。大略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，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选人循资责降，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汎滥不可行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。其四曰议僭逆。大略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，易姓建号，其后不得已乃始奉迎。朝廷尊崇之为三公郡王，参与大政，非是。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其五曰议伪命。大略谓国家更大变故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奉敌旨、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敌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，今宜仿之，以励士风。其六曰议战。大略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其七曰议守。大略谓敌情狡狯，必须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禦，以扼其冲。其八曰议本政。大略谓崇、观以来政出多门，纲纪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其九曰议久任。大略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著，宜慎择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其十曰议修德。大略谓上初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之德，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。翌日降出议国是、巡幸、赦令、战、守五劄子，馀皆留中。次日与执政同奏事于内殿，进呈议国是劄子，上曰：「今日之策正当如此」。以次进呈四劄子奏事讫，公留身奏上曰：「臣愚瞽，辄以管见十事冒渎天聪，已蒙施行五事。如议本政、久任、修德三事无可施行，自应留中。所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寮二事，皆今日刑政之大者，乞早降处分」。上曰：「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，更俟欸曲商量」。公曰：「张邦昌僭逆之罪显然明白，无可疑者。当道君朝，邦昌在政府者几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，奉使虏中。方国家祸难之时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，虏人未必不悔过而存赵氏。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当之，正位号、处宫禁者月有馀日。虏骑既退，四方勤王之师集，邦昌擅降伪诏以止之，又遣郎官分使赵野、翁彦国等，皆赍空名告数百道以行。迨彦国等囚其使而四方勤王之师日进，邦昌知天下之不与己，不得已乃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本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《春秋》之法断之。若都城之人则谓因邦昌立而得生，且免取再科金银而德之，若元帅府则谓邦昌不待征讨遣使奉迎而恕之，若天下则谓邦昌建号易姓，其奉迎特出于不得已而愤疾之。都城德之、元帅府恕之者，私也；天下愤疾之者，公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弑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贼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敌而已，其罪为如何？昔刘盆子以宗室当汉室中衰，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而光武秪待之以不死。今邦昌以臣易君，其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以身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而又尊崇之，以为三公郡王，参国政，此何理也？议者又谓邦昌能全都城之人与宗庙宫室，不为无功，而陛下登极缘邦昌之奉迎。臣皆以为不然。譬之臣之室家偶遭寇盗，主人之戚属悉为驱虏，而其仆欲奄家室奴婢而有之，幸主人者有子自外归，迫于众议，不得而有，乃欲遂以为功其可乎？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邦昌何力之有？臣于劄子中论之详矣。方国家艰危，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当先正朝廷，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执政中有议论不同者，乞降旨宣召，臣得与之廷辨。如臣理屈，岂复敢言」？上许之，乃令小黄门宣召黄潜善、吕好问、汪伯彦再对。上语之故，而潜善主之甚力，诘难数四乃屈服，然犹持在远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邦昌当正典刑，何远近之有？借使在近，当幽絷而反尊崇之如此，何也」？潜善不能对。上顾吕好问曰：「卿在城中，知其详，谓当如何」？好问曰：「邦昌僭窃位号，人所共知，既已自归，惟陛下裁处」。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挟朱泚行，后以为悔，以附会潜善不若在近之说。公曰：「吕好问援朱泚以为例，非是。方德宗之狩奉天，朱泚盖未反也。姜公辅以其得泾军心，恐资以为变，请挟以行，德宗不听而其后果然。今邦昌已僭逆，岂可使之在朝廷，使道路指目曰『此亦一天子』哉」？因泣拜曰：「臣不可与邦昌同列，正当以笏击之。陛下必欲用邦昌，第罢臣，勿以为相，无不可者」。上颇感动，而汪伯彦亦曰：「李某气直，臣等不及」。上乃曰：「卿欲如何措置」？公曰：「邦昌之罪理当诛夷，陛下以其尝自归，贷其死而远窜之，受伪命者等第谪降可也」。上曰：「俟降出卿劄子，来日将上取旨」。翌日，同执政进呈，潜善犹左右之，乃以散官安置潭州。次呈议伪劄子，上曰：「国家颠覆，士大夫不闻死节，往往因以为利，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门诟詈诸王，余大均诱取宫嫔以为妾，卿知之否」？公奏曰：「自崇、观以来，朝廷不复敦尚名节，故士大夫鲜廉寡耻，不知君臣之义。靖康之祸，视两宫播迁如路人然，罕有能仗节死义者。在内惟李若水，在外惟霍安国，死节显著，馀未有闻。愿诏京畿诸路询访，优加赠恤。如王及之、余大均，朝廷见付御史台推鞫，必得其实。臣闻方金人欲废赵氏，立张邦昌，令吴幵、莫俦传道意旨，往返数四；王时雍、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，令居民结保，不得容隐，以袂联属以往，若囚系然。其后迫道君、东君、后妃、亲王出郊，皆臣子之所不忍言。又受伪命，皆为执政。此四人者宜为罪首」。上以询吕好问，好问以为有之，得旨皆散官，广南远恶州军安置，馀以次谪降。内王及之、余大均、胡偲、陈中等以赋滥系御史台，候结案日取旨。李若水已赠官外，霍安国赠延康殿学士，有死节者令诸路询访以闻。上曰：「卿昨日内殿争张邦昌事，内侍辈皆泣涕，卿今可以受命矣」。公拜谢曰：「自非陛下英睿天纵，岂能决断如此？天下不胜幸甚。臣虽愚陋，敢不黾勉自力，以图报称」？因为上言：「今日国势比之创业为尤难，正赖陛下刚健不息，以至诚恻怛之意加之，不为群议所动摇，先其大者、急者，而小者、缓者徐图之，信任而责成功，臣乃得以竭尽愚虑，以裨补万一」。复奏曰：「人主莫大于兼听广视，使下情得以上通。陛下即大位已踰月，而检、鼓院犹未置，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务者」。上曰：「屡语执政，犹未措置，卿可即施行」。公因请置看详官两员，于侍从职事官中选兼，应士民上封事，俟降出签拟可施行者将上取旨。有旨兼充御营使，以覃恩告廷转正奉大夫，进封开国公，加食邑一千户，食实封四百户。时六月六日也。是日同执政对于内殿，公奏上曰：「以今日国势而视靖康间，其不逮远甚，然而有可为者，陛下英断于上，而群臣辑睦于下，庶几革靖康之风而中兴可图。然今日之事，须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。所谓规模者，外禦强敌，内销盗贼，修军政，变士风，裕邦财，宽民力，改弊法，省冗官，诚号令以感人心，信赏罚以作士气，择帅臣以任方面，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，俟吾所以自治者。政事已修，然后可以议兴举而问罪金人，迎还二圣，此规模之大略也。至于所当急而先者，莫先于料理河北、河东两路。夫河北、河东者，国之屏蔽也。料理稍就，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。今河东所失者忻、代、太原、泽、潞、汾、晋，其馀犹存也。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、怀、卫、浚四州而已，其馀中山、河间、庆源、保塞、雄、霸、深、祁、思、冀、邢、洺、磁、相、信安、广信二十馀郡，皆为朝廷守。两路士民兵将，所以戴宋者，其心甚坚，皆推豪杰以为头领，多者数万，少者亦不下万人。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数处，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，有以大慰抚之，分兵以援其危急，臣恐为金人所困，粮尽力困，坐受其敝。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，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，危急无告，必且愤怨朝廷，金人因得抚而用之，皆精兵也。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，河东置经制司，择有材略者为之使，宣谕陛下德意、所以不忍弃两河于夷狄之意。朝廷应副钱粮告敕，有功者即命以官，其能保全一州、收复一郡，随其高下以为节度、防禦、团练使，如唐方镇之制，使自为守。非特绝其从敌之心，又可资其力以禦敌，朝廷久远无北顾之忧，此最今日之先务也」。佥议亦颇以为然。上曰：「谁可任此者」？公奏曰：「陛下傥采用臣策，臣当询访其人，续具奏」。既退，询于士大夫间，多谓张所可以招抚河北，傅亮可以经制河东，公亦颇闻其为人。张所者，山东人，当靖康间为监察御史，朝廷以金人再犯阙，欲割弃河北，既遣使矣，铁骑薄城，京师围闭。所在围城中，独上言乞以蜡书募河北兵，渊圣许之。蜡书至河北，士民皆喜曰：「朝廷欲弃我于夷狄，犹有以张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」？应募者凡十七万人，故所之声满河北。部勒既定，会都城破，谋弗果用。上即位于南都，所首至行在见上，论列且条具应募首领姓名人数、合措置事件以闻。朝廷欲以为郎官，奉使河北，以董其事，会所以察官上章论黄潜善及兄潜厚奸邪不可用，恐害新政，潜善引去，上留之，乃谪所凤州团练副使，江州安置，是时公未至行在也。故众谓招抚河北非所不可。然公以所尝论潜善之故，颇难之。不得已一日过潜善阁子中，相与欸语曰：「前日议置河北招抚司，搜访殊无人可以承当，独以张所可用，又以狂妄有言得罪，傥能先国事，后私怨，为古人之所难，不亦美乎」？潜善欣然许诺。乃荐之于上，且道潜善意。上悦，有旨借所通直郎、直龙图阁，充河北招抚使。遣使臣赍劄子召对，摹画称旨，锡五品服，内府赐缗钱百万，以备募兵半年钱粮，给空名告千馀道，以京畿兵千人为卫，将佐官属听自辟置，一切许以便宜从事。有朝请郎王圭者，真定府人。真定府既破，率众数万保西山，屡胜金人。闻上登极，自山塞间道来，其所谋正与朝廷同，能道河北事尤详，有旨除直秘阁、招抚司参谋官，使佐所。傅亮者，陕西人，以边功得官，谙练兵事。靖康初至京师上封事，请以亲王为元帅，治兵于河朔。其冬复有荐者，再召之，亮至而都城已破，率陕右、京西勤王兵三万人首至城下，屡立功。统御将佐士卒如古人，斩斩整一，无敢犯令者。上即位，亮诣行在，召对，除通直郎、直秘阁。而亮之为人气劲言直，议论不能屈折，执政不喜之，除知滑州。滑两经残破，无城壁，亮上疏自陈曰：「陛下复归东都则臣能守滑，陛下未归则臣亦不能守也」。执政摘其语，以为悖傲不逊，降通判河阳府。公至行在，亮已行，使人召之乃来，与语连日，观其智略气节真可以为大将者，欲且试之，乃荐于上，以为河东经制副使，而以观察使王𤫉为使。𤫉亦陕西人，累立边功，佥谓在武臣中可用者。上宣谕亮前疏中语，公广上意而奏曰：「人臣论事，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动人主，激切则近谤讪，故昔之听言者必察其所以，如果出于谤讪，何所逃罪？至于有所激而云，则必恕之以来谠言。如周昌之对高祖，刘毅之答武帝，皆人之所难堪者，而二主恕之，以其有所激故也。亮之言如此，但欲激陛下以归京师耳，非有他故，愿圣度有以含容之。且人材难得，而将帅之材为尤难，如亮者今未见其比，异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。气劲言直乃关陕气俗之常，不足深责」。上乃许如所请，并召对，赐亮五品服，与兵万人、告敕、银绢与川纲之在陕西者，诏京西、陕西漕臣应副粮草，馀如张所已得旨而遣之。初，公建议以料理河北、河东为所当先者，适后宫降诞皇子，率执政入贺，公奏上曰：「皇子降诞，考祖宗故事当肆赦，陛下登宝位赦已旷荡，独遗河北、河东，而不及勤王之师，天下尚觖望。夫两路为朝廷坚守，而赦令不及，人皆谓已弃之，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？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，在道路半年，擐甲荷戈，冒犯霜雪，亦已劳矣。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，恩恤不及，后日复有急难，何以使人？愿因今赦该载德意」。上嘉纳，故皇子赦于二者尤详。又请降诏褒慰两路守臣将佐军民，谕以朝廷措置救援不弃之意。又诏自今有能收复两路已陷州军及救解急危、保全一方、功效显著者，并除本处节度、观察、防禦、团练，依方镇法。命使臣赍夏药遍赐两河守臣将佐，命榷货务印造见钱钞，遣使赍送两路州郡。命降见钱钞三百万贯付河北东路、陕西路漕司，广籴应副两路。命起京东路夏税绢于大名府桩管，川纲、河东衣绢于永兴军桩管，以待两路支俵。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，人情翕然，蜡书日至，间有破敌捷报，虏人围守诸郡者往往抽退，且山寨应招抚经制司募者甚众。而潜善建议，令马忠将所部兵，会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万人，捣虚入界，虏必释诸郡之围以自救。公曰：「今日士怯兵弱，恐未可深入，莫若使之与张所协力，先复浚、卫、怀三州，而真定可复」。潜善坚执其议，上可之。公不欲力争，乃以忠为河北经制使，而以张换副之。换者，陕西人，质朴有谋而善战，其材远胜于忠。既使副忠，又令与张所相应援，而换亦以公之策为然。公尝论京西、河北为金人盗贼侵犯，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者，有贼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，谓宜褒黜。有旨各增一官，或与职名，或落职。有许高、许亢者，防河而逃遁，会言者论列，编管岭南，至南康军且欲为变，守倅以便宜诛之而待罪。众谓擅杀为非是，公曰：「渊圣委高、亢防河，付以兵将甚众，贼将至而先走，以铁骑五百自颍昌趋江南，沿路劫掠，甚于盗贼，朝廷不能正军法，而一军垒守倅敢诛之，必健吏也。使后日受命捍敌者知退走而郡县之吏有敢诛者，其亦少知所戒乎？是当赏」。上以为然，乃命各转一官。时开封留守阙官，公以为留守非宗泽不可，力荐之。泽至京师，果能弹压抚循，军民畏爱，修治城池楼橹，不劳而办，屡出师以挫贼锋，虽嫉之者深，竟不能易其任也。是时除侍从卿监郎官管职以补班列之阙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，而行在官出自围城中者多求东南差遣，上命公草诏以戒谕之。其后许翰至，公荐之于上，谓翰外柔内刚，学行纯美，谋议明决，宜在左右参决大政。上亦喜其论事，乃以为尚书右丞。初，汴河上流为贼所决者数处，闭塞久不合，纲运不通，命都水使者陈求道等措置，凡二十馀日而水复旧，纲运沓来，间拨入京师，米价始平。又于两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巡检，商价始通，人情渐复旧。命进奏院邸吏分番赴行在，朝廷差除镂板传报外路，增置马递铺，命令始通。纲运入京者还载诸部公案图籍赴行在，官府始有稽考。盖行在草创，凡百皆逐一施行措置，悉此类也。又进呈三劄子，一曰募兵，二曰买马，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。上皆以为然。又议措置控禦，修举军政，谓宜于沿河、沿淮、沿江诸路置帅府，要郡、次要郡使带总管、钤辖、都监，以寓方镇之法，许其便宜行事，辟置僚属将佐以治兵。又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，并依新法团结，五人为伍，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。二十五人为甲，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。百人为队，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。五百人为部，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。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。有所呼召，使令按牌以遣，而逃亡死伤皆可周知。三省、枢密院同置赏功司，置籍以受功状，三日不检举施行者必罚，受赂乞取者行军法，许人告，遇敌逃溃者斩，因而为盗贼者诛其家属。凡军政申明约束及更改法制者数十条，皆敕榜通衢，将士观者皆奋厉。公又奏宜诏诸路州县以渐修葺城池，缮治器械，有旨依奏。又奏步不足以胜骑，而骑不足以胜车，请以车制颁于京东、西，使制造而教阅之。因绘图进呈，有旨令御营司制造阅习。诸将皆以为可用，乃颁降两路，委提刑司总领之。又奏于沿江、沿淮州郡置造战船，因其俗之所宜，招募水军，平居许其自便，有故则纠集而用之，逐时教阅，量行激赏，得旨如所请。又询访陕西、山东及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，以备将佐偏裨之用，有旨皆召赴行在。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馀日，措置边防军政之类始渐就绪。是时朝廷议遣使金国，公奏上曰：「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孝悌之至可以通于神明。今陛下以上皇、渊圣远狩沙漠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席，思迎还两宫，致天下养，此孝悌之至，而尧、舜之用心也。今日之事，正当枕戈尝胆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使刑政修、中国强，则二圣不俟迎请而自归。不然，使冠盖相望，卑辞厚礼，朝迎暮请，恐亦无益。今所遣使，但当奉表通问两宫，致思慕之意可也」。上以为然，命公草表并致书二虏酋，乃以周望、傅雱皆借官为二圣通问使，赍表及书以往。又奏曰：「陛下当艰难时，为臣民之所欣戴，纂承大统，宜降哀痛之诏，以感动天下。具言金人不道，赖天下士民同心协力，相与扶持保守，以致中兴者。按其所言，次第行之，无为虚文，务施实惠」。上乃命公撰拟诏文进呈颁降。又具劄子乞省冗员以节浮费，上命中书条具，乃诏省台寺监官以繁简相兼，复开封府官旧制，减学官员额，罢提举常平司并归提刑司，罢两浙、福建市舶司并归转运司，复幕职曹官旧制，非万户县不置丞，罢吏员三分之一。又请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转官，不得过朝请大夫，初陈乞出官止为通判，应宰执子弟以恩数带贴职及待制以上并罢，宰执及见任宫观待阙未有差遣，京朝官以上俸钱并减三分之一，有旨从之。是时剧贼李昱扰山东，杜用起淮南，李孝忠乱襄阳，皆遣将讨平之，其馀降者十馀万。一日论及靖康间事，上曰：「渊圣勤于政事，省览章奏有至于终夜不寐，而卒有播迁之祸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渊圣在东宫，令德闻于天下，及即大位，适当国步艰难之时，勤俭有馀而为小人之所惑，故卒误大事。人主之职但能知人，虽不亲细务，大功可成」。上以为然。公因论「靖康之初，金人犯阙，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，道君内禅一也，渊圣固守二也。使其后更得一策，中国可以无事，而和战两者皆失之，遂致大故，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。方金人初犯阙，提兵不过六万人，既薄城下，累日攻击，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，不可攻，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。臣献策渊圣，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，有不可许者，宜遣使者往来欸曲与之商议，俟吾勤王之师既集，然后与之约，其可与者许之，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，则约易成而和可久。当时不以为然，一切许之，其后果不能如约，遂再入寇，此失其所以和也。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馀万，臣献策渊圣，以谓兵家忌分，宜使节制归一，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，以重兵与之相临，而分兵收复畿邑，使无所得粮，俟其困而击之，一举可破。当时不以为然，置宣抚司，尽以勤王之兵属之，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，而朝廷惩劫寨小衄，不复议兵，敌退又不肯邀击，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，而中国之势日弱，此失其所以战也。一失机会，悔不可追。今日机会尤不可失，愿陛下以靖康为鉴，审处而决断以应之，庶可以成功」。上曰：「靖康之初能守，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，何也」？公奏曰：「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，其势不同，条目甚多，臣请论其大者。金人初入寇，未知中国虚实，亦无必犯京阙之意，特中国失备，无兵以禦之，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，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；及其再来，两路并进，遂有吞噬中国之心。此其不同者一也。靖康之初，贼至城下，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；及其再来，敌已围城，始以蜡书募天下兵，遂不及事。此其不同者二也。靖康初，贼寨于西北隅，而行营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，四方音问络绎不绝，勤王之兵既集，贼遂敛兵不敢复出；其后再来，朝廷自决水以渰浸京城西北，瀰漫数十里，而东南不屯一兵，使贼反得以据之，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，而外兵亦不得以进。此其不同者三也。渊圣即位之初，将士奋励用命；其后赏刑失当，人心稍解体。此其不同者四也。金人围城之初，城中置措有叙，号令严肃，昼夜循抚，未尝少休；闻其后无任责者，贼至造桥渡壕，恬不加恤，以十万人登城，将士遂溃。此其不同者五也。臣在枢密院时，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，降诏书已累月，及臣宣抚河北，即诏减罢太半。盖朝廷专恃和议，以谓金人必不再来，一切不为之备。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，势不同而患祸生于所忽也」。翌日奏事，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、与金人约和、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、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之兵章疏进呈，上皆命留中。公因奏上曰：「靖康间虽号通言路，然台谏官议论鲠峭者皆远贬，其实塞之也」。乃纳劄子，劝上以明恕尽人言，以恭俭足国用，以英果断大事，上皆嘉纳。与执政同奏事，因纳劄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，修茶盐之法以通商贾，刬东南官田，募民给地，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，籍陕西保甲、京东西弓箭社，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，又请于陕西、河北东路、京东西置制置使，以远近相应援，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，进呈取旨。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，而馀事以公罢政，皆不果行。初，公尝从容奏上曰：「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、河东以为藩篱，葺治军马，讨平贼盗，内则修政事，明赏刑，皆渐就绪，独车驾巡幸，所诣未有定所，中外人心未安。夫中原者，天下形势根本，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。臣尝建巡幸之策，以关中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为下。今纵未能行上策，犹当适襄、邓间，示不去中原，以系天下之心。近日外议纷纭，皆谓陛下且幸东南。果如所言，臣恐中原非复我有，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，难复振矣」。上曰：「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，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，训练将士，益聚兵马，虽都城可守，虽金人可战」。公再拜赞上曰：「陛下英断如此，乞降诏以告谕之」。乃命公拟撰诏文颁降，榜之两京，读者皆感泣。后半月，上忽降出手诏，欲巡幸东南以避狄，令三省枢密院条具合行事件以闻。公极论其不可，且言：「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，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有西北，盖天下之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，一委中原而弃之，岂惟金人将乘间以扰关辅，盗贼且将蜂起，跨州连邑，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，况治兵胜敌以归二圣哉！惟南阳光武之所以兴，有高山峻岭可事控扼，有宽城平野可屯重兵；西通关中，可召将士；南通荆湖、巴蜀，可取财货；东达江淮，可运粮饷；北距三都，可遣救援。暂议驻跸，自冬徂春，两河措置就绪，即还汴都，策无出于此者」。上乃收还巡幸东南手诏，令与宰执商议。翌日再具劄子，援楚、汉荥阳、成皋间，曹操、袁绍官渡事，论天下形势于上前。且曰：「今乘舟顺流而适东南，固甚安便，但中原安则东南安，失中原则东南岂能必其无事？一失机会，虽欲保一隅恐亦未易，臣诚不敢任此责。且陛下既已降诏独留中原，人心悦服，奈何诏墨未乾，失大信于天下？愿断自渊衷，以定大计」。上乃许幸南阳，将以秋末冬初择日启行，而潜善、伯彦阴以巡幸东南之计动上意，其议颇传于外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士论汹汹，咸谓密有建议者，东幸已决，南阳聊复尔耳，盍且从其议乎？不然，事将变」。公曰：「天下大计，在此一举，国之安危存亡，于是乎分，成命已行，傥或改易，吾当以去就争之。且上英睿，必不为异议所惑。不然，吾可贪禄保身、虚受天下之责哉」？然自是虽未尝有改议巡幸之命，而初公每因留身奏事，从容论治体，及有所规谏，虽苦言逆耳，上皆嘉纳，至是，陈奏当世急务、拟进指挥多不降出，及每批出，改易已行指挥颇多。公知谮愬之言，其入已深，一日留身奏上曰：「臣近日屡烦宸翰改正已行事件，臣逐一按据辨明，幸蒙圣察，又所进拟措置机务多未蒙降出。顾臣孤拙寡与，独荷陛下特达之知，忌娼者多，恐阴有谮愬而离间臣者。夫君子、小人，势不两立，治乱安危，系其进退，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」。因出劄子，极论君子、小人之理，以谓：「臣昨日奏事，论及人主之职在知人，虽尧、舜犹以为难，诚能别白邪正，使君子、小人不至于混殽，然后天下可为。伏蒙宣谕，『知人亦非难事，但考其素行则知之』。窃仰圣训，诚得知人之要」。且言：「疑则当勿任，任则当勿疑，持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，愿致察于此」。上慰谕曰：「无此，但朕思虑偶及之耳。其馀章疏见省览，非晚降出」。公拜谢而退。至八月五日，告廷迁公银青光禄大夫、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，加食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，而除潜善右仆射、兼中书侍郎。既命两相，则潜善显沮张所而罢傅亮，公以去就争之，遂定进退，虽知堕潜善策中，盖势不得不然也。初，张所既受招抚使之命，建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即渡河，移司恩、冀，以图收复。而权北京留守张益谦奏招抚司搔扰，不当置司北京，故附潜善、伯彦，相与谋为此奏以沮张所而惑上意也。公奏曰：「张所画一乞置司北京，候措置就绪日渡河，今所尚留京师以招集将佐，故未行，不知益谦何以知其搔扰而言不当置司。方时艰危，朝廷欲有所经略，益谦小臣，乃敢非理，公然沮抑，此必有以使之者」。上乃令降旨招抚司依画一置司北京，就绪日疾速渡河，张益谦令分析以闻。既劄下矣，枢密院复以益谦申状将上取旨，凡千馀言，痛诋招抚司。后数日乃关过尚书省，公始见之，乃以枢密院画旨并尚书省元降旨挥同将上进呈，与伯彦悫争于上前。公奏曰：「张益谦所奏，尚书省已得旨行下，而枢密院又别取旨痛诋訾之，不过欲与益谦相表里，以细故而害大计，沮抑张所耳。沮抑张所，有何所难，致误国家之大计，将谁任其责」？伯彦茫无所对，第云初不知尚书省已降指挥。上乃令枢密院改正，依前降指挥施行。既不得逞，即又为傅亮之争。初，王𤫉、傅亮既受命为经制使副，即画一申朝廷，以谓「河东州县多为金人所陷没，至于陕西接连如河中府、解州亦为所据，与陕府相对，以河东为界。今经制司所得兵才及万人，皆乌合之众，其间多招安盗贼溃散之兵，未经训练拊循，难以取胜，乞于陕西置司训练措置，招募陕西正兵及将家子弟，结连河东山寨豪杰，度州县可复即复之，可以渡河即乘机进讨收复」。有旨从之。才十馀日，枢密院取旨令留守宗泽节制，即日过河。亮申「今欲即令过河，无不可者，但河外皆金人界分，本司措置全未就绪，既过河后，何地可为家计？何处可以得粮？乌合之众，使复为金人之所溃散，何自可以得兵？亮等不足惜，第恐有误国事」。公将上进呈，奏曰：「经制司军旅未集，遽违前议，不恤其措置未办集而驱之使渡河，正所以为贼饵，不见其利也。且亮等受命而行才十馀日，岂可使以为逗遛，不若只依前降旨挥为便」。潜善、伯彦执议，圣意颇惑，依违不决者累日。公留身极论其理，具言：「潜善、伯彦始极力以沮张所，赖圣鉴察之，不得行其志，又极力以沮傅亮。盖招抚河北、经制河东皆臣所建明，而张所、傅亮又臣所荐用，力沮二人，乃所以沮臣，使不安其职。臣每见靖康大臣不和之失，凡事未尝不与潜善、伯彦商议而后行，不期二人乃误用心如此。如傅亮事理明白，愿陛下虚心以观之，则情状自见」。上曰：「俟批出，只令依元降旨挥于陕府置司」。至翌日批出，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，可罢经置司，赴行在。公留御批，将上奏曰：「臣昨日论傅亮事，已蒙宣谕，俟批出依元降旨挥。继奉御批，乃罢亮经制使，不知圣意所谓」。上曰：「亮既兵少不可渡河，不如且已」。公奏曰：「臣论傅亮，乞依元降旨挥，非谓不使之渡河。缘军旅未集，驱乌合之众渡河即成孤军，必为金人所溃。此必潜善等以私害公，阴有以荧惑圣听，欲以沮臣使去耳。圣意必欲罢亮，乞以御批降付潜善施行，臣得乞骸骨归田里，非敢轻为去就。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，使亮不罢，则臣何敢决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上犹慰谕，谓不须如此。公退，闻亮竟罢，乃入表劄求去，上遣御药宣押赴都堂治事，复入第二表劄，皆批答不允。翌日，遣御药宣押赴后宫起居，随宰执奏事讫，公留身，上曰：「卿所争事小，何须便为去就」？公奏曰：「人主之职在论一相，宰相之职在荐人材，方今人材以将帅为急，恐不可谓之小事。傥以为小，臣以去就争之，而天意必不可回，臣亦安敢不必去」？因再拜榻前，复奏曰：「臣以愚惷仰荷眷知，初无左右先容之助，龙飞之初，首命为相。潜善、伯彦自以谓有攀附之功，方虚位以召臣，盖以切齿。及臣至而议论伪楚、建请料理河北河东两路、车驾巡幸宜留中原，皆与之不同，而独陛下嘉纳听从，固宜为其媢嫉，无所不至。臣独立群枉之中，独赖陛下察之，得以尽其区区之愚。如傅亮之事，晓然无可疑者，又不蒙圣察，是臣荐进人材不足用，议论国事不足采，其失职大矣，岂敢复任宰相哉？方朝廷承平无事之时，宰相犹可尸禄，今艰难多故之秋，当惜分阴。臣自度终无以当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责望，敢久居此以妨贤路哉？且臣尝建议车驾巡幸不可以去中原，潜善等必以此动摇圣意，故力沮张所、傅亮而去臣。臣东南人，岂不愿奉陛下顺流东下为安便哉？顾车驾巡幸实天下人心之所系，中国形势之所在，一去中原则后患有不可胜言者，故不敢雷同不说，以误大事。愿陛下以宗社为心，以生灵为意，以二圣未还为念，留神于此，勿以臣去而其议遂改也。臣仰荷天地之德，虽去左右，岂敢一日忘陛下？不胜犬马依恋激切之至」。因泣辞而退，遂上第三表劄。客或谓公曰：「公决于进退，于义得矣，顾谗者不止，将有患祸不测，奈何」？公曰：「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吾知尽事君之道不可，则全吾进退之节而已，祸患非所恤也。畏祸患而不去，彼独不能讽言者诋訾而逐之哉？天下自有公议，此不足虑」。翌日降麻告庭，除观文殿大学士，提举杭州洞霄宫，加实邑七百户，食实封三百户。时八月十八日也。以九月半抵镇江府，闻辛道宗之兵变于秀州，宿留不行者半月。闻其掠毗陵，焚丹阳，遂以客舟由外江以归梁溪。而言者又言公遣弟纶与贼通，且倾家赀以犒贼，为绯巾数千顶与之，朝廷不复究问其实，有旨落职，令鄂州居住。附会时宰者尽形于制词，谗谤如此，自非上恩保全，有以照见其无他，虽欲处江湖之善地岂可得，而纶亦且死于非辜矣。公荷上知遇，付以国事，当轴秉钧才七十有五日而罢。既罢之后，张所亦以罪去，傅亮辞母病不赴行在而归陕西，招抚、经制司皆废，车驾遂东幸，而两河郡县皆陷于贼。金人以次年春扰京东西，深入关辅，残破尤甚。凡募兵、买马、团结、训练、车战、水军之类，一切废罢。中原盗贼蜂起，跨州连邑，朝廷不能制，率如公之所料也。二年十月，有旨谪降官不许同在一州，移公澧州居住。会有上书讼公之冤者，复有论列。十一月，责授单州团练副使，移万安军安置。三年，行次琼州，三日而德音放还，任便居住。四年，自岭表访家鄱阳。未几，挈家还邵武。七月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。绍兴元年三月，提举杭州洞霄宫。九月，复资政大学士。